萨郎

　　说到喝酒吃饭，有一顿饭让好几个人难以忘却。

　　拍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时，剧组经常去吃酸汤鸡火锅，一开就是好几桌。有天，刚下完雨，菜全上来了，大家坐着聊天。

　　“大圆桌旁边有棵大粗树，刚下完雨，我特开心，啪，一脚踹那个树，树上的水‘哗’下来一桌子！”段奕宏回忆。

　　“我X，国强你他妈干嘛？”兰晓龙当场就骂。“国强不在，我当时傻了，我说我踹的……哦，老段踹的，那我可以原谅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

　　“老段很少做这种出格的事，他应该多做这种事。”兰晓龙回答。

　　回想起来，段奕宏自觉好笑，很快又正色：“嗯，我就是没法很轻松地面对每一个人。哪怕我们都一起演了两部戏。”戏由人生，老段也明白自己的问题：“从大学起，我就是一门心思关心自己这点事，不闻窗外事，给别人感觉心事重重的，不懂得张弛。”

　　铁哥们儿高虎和段奕宏友情长达20年，在寝室里的床铺头碰头，到今天他都叫段奕宏“龙龙”。说起“龙龙”的“自闭”，高虎直说“可恶”。

　　刚入校，男生们常会去学校附近的南锣鼓巷、王府井逛逛，看看女生，闲聊、抽烟。段龙同学每天不是排练厅，就是图书馆，宿舍。即便大一就已经被同学争着搭戏，依然充满危机感。

　　“我是个完全的乐天派，没心没肺一个东西。他三棍子闷不出一屁，一拳出去没反应。可气的是吧，他明明有渴望（要加入我们），就是克制住了。”

　　陶虹是北京人，那时段龙很少回老家，周末她经常会邀请他到自己家来吃饭。“他总是不好意思，说我回头请你来宿舍，用电磁炉给你做手抓饭吃吧。我们都觉得他的礼貌有点多余。”

　　他怕亏欠，怕负担不起同学、朋友的关怀，所以好多年里，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。但在距离边境咫尺的新疆伊宁长大，段奕宏身上又天然有股“什么都不怕”的劲头。母亲叫他“萨郎”--新疆话里“一根筋，脑袋容易充血”的意思。

　　因为在家年纪最小，“被收拾得最多”，逆反心理就更强。家里人说当演员是不可能的事，“谁让你从小给我订《上影画报》、《大众电影》的？”

　　从小做着电影梦，中间有很多次把自己给“拍死”了，还是没死心。考大学，连着坐了3天3夜的火车来中戏，前两次没考上，回程火车上一遍一遍地想词儿骗家人，想着想着自己也信了。那股拧劲儿毕业后也没消散，段奕宏将之定义为“无知的盲目”。

　　张建栋记得，在《刑警本色》组里，总有些年轻演员围拢老演员，“捧着”敬着，陪吃陪喝。有一天，段奕宏忽然冷冷地问导演，“我能不陪着吗？”

　　“太能了！”张建栋叫好。“剧组也是江湖，总有人不高兴。段龙好像无所谓，‘得罪就得罪吧。’我也这么觉得，只要戏上面好，何必管别的。”他在这个“刺头”身上看到了自己。“刚毕业出来的学生，多半都是乖巧服从的。敢坚持自己的不多。段龙有我特想做的那种姿态。在他身上，替我过瘾了。”

　　已经成为“老段”的段奕宏说，年少时的自闭是一种自我保护，怕受伤害。他承认自己有时会想太多。不过那种孤僻感也成了他营造人物状态的方式。“远离一个群体的时候我特舒服，我只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途径来说服自己。然后就造成了什么，人家觉得这孩子有心理问题，找人来跟我聊天。”

　　还是那个剧组，有场戏在夜市，围观的人很多，段奕宏溜边站在人群当中。休息时制片人“突发奇想”，摆了一排塑料躺椅搁着。“段儿，坐着，这就是你的椅子，坐吧。”

　　“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真不用了。”他不愿躺着，拗不过，只好坐在椅子边上，“我不舒服啊。我不习惯你知道吗？包括我今天再想，那个时候我不到这个咖位，我坐不下去，我能理解这个孩子的心思。今天，老段到这个位置了吗？有人说你到了，你可以坐，好的。但我发现，我依然坐不下去，我在现场不会让自己懈怠成这个样子。久而久之，我变成了一个紧张体，并不是说我坐一个什么样的椅子就是不尊重了，它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。”

　　开门关门

　　接受采访时，“紧张段”倒没有那么拘谨。他很乐意听你的意见。说话时常常趴在桌上向上看着你，一额头重重的抬头纹和孩子气的表情，混搭起来却不冲突。

　　有一段说到剧情，他突然把手比成手枪开始演。送给他的杂志被他随手当作道具，不时翻起杂志的页角。有一句说到钱，他“哗”地把杂志推向前，“拿着。”有人会觉得这人“太爱演”，不如说他是聊得入港，进到了某种状态。

　　《烈日灼心》让他和邓超、郭涛在上海电影节上同获影帝。一路宣传，他不时地给邓超一个“公主抱”，甚至深情kiss。大学时最缺乏的弹性和“游戏状态”，今天对他似乎不再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。

　　“我还是变圆通了。”他笑笑。

　　真如此吗？

　　张建栋记得，段奕宏在“火”起来之前，曾经因为没有好戏和好角色，有过一段“沉沦”。“那时孙红雷还开导过他，别那么蔫儿吧唧、怀才不遇的。在影视界，你就需要去征服观众。为这个段奕宏还专门来找我聊天，但多数时候他不是那种很愿意和导演谈戏的演员。”

　　“这没什么不好。”一样不循常规的兰晓龙很能理解。“那些一天到晚跑来和导演聊戏的，好多我觉得并不一定靠谱。因为演戏这个事儿，不是能谈出来的。对角色的理解，是要靠内化的。老段他就是个关起门来想事、打开门来做事的家伙。”

　　拙于表达和沟通，偶尔顿悟，又想迈出和师长同道交流的一步，让段奕宏有种“顿顿挫挫”：“有时想透了，更多时候没想透。不是说好像纠正了自己一种能避免犯错的方式，它以后好像就水到渠成了，再下一个好像更行云流水了，不是。这种顿挫感可能会让我不那么世故。”

　　他的友党并不多，但好像交上一个，就“掏心掏肺”、无需废话。高虎特别喜欢段奕宏在《白鹿原》里的黑娃，“太好了，老段你终于会演戏了，再也不是脸上堆满肌肉和青筋了！”他说《白鹿原》能看出段奕宏做的功课，“也是深挖，可是是用巧劲儿了。”结果等两人一起合作《大时代》，照样因为路子不合吵到要停工，吵完又接着往下演。

　　何东被段奕宏请去看《西风烈》，看完老何“拂袖而去”：“我直接跟他说，这不就是一‘奔跑吗兄弟’吗？他听了‘呵呵’的，不说话。”

　　在何东眼中，老段的脸相相比从前更加坚毅、丰富。“现在段奕宏就缺一个逻辑分明、性格更突出的角色。”高虎则从心里觉得，那种贯穿段奕宏全部意识的“狠劲儿”和“神经质”，是演员特别需要的。“就像强尼·德普和艾尔·帕西诺，他如果能够克服性格局限，会有无限的可能。”

　　这些“最佳损友”都在从个人角度，为这位老相识做着憧憬和“设计”，听来有些遥不可及。真正能马上变现的，兰晓龙倒是提供了一个--明年是《士兵突击》10周年，他还没跟老伙计们说，自己正在筹备这部剧的续集。“团队很重要，袁朗我肯定还是要段奕宏来演。不然我宁愿去掉这个角色。不过，一定会有新东西。十多年了，部队也有革新，袁朗也会是2016年的袁朗。”他肯定无比。